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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关键在于激励机制创新

作者:关守科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3日 点击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何引导金融体系内充盈活水精灌实体经济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央行货币政策的重点。随着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金融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特征将更为显著,稳健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合理充裕的流动性,而这些资金汇江入海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仍需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的传导。当前,我国中央银行专注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金融服务机构履行金融政策的贯彻与落实,二者信息落差成为系统内的委托代理关系构成的前提,信贷投放能力的约束带来了政策的迟滞和损耗,多管理主体分散了政策的力度和效果。在多金融管理主体的多政策目标下,如何完善现有政策激励机制,进而提高金融服务体系运行效率降低政策传导损耗,应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决策单位重点研究的课题。

  新机遇期

  亟待激励机制创新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国内经济对国际环境的敏感度显著提高,国际不稳定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阻力,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下行压力。通过对当前内外部环境正确判断,中央提出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策略,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近一段时间通过创新工具、定向降准、再贴现、再贷款等举措为金融服务体系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银行间市场资金成本逐步下行。然而金融服务机构攻坚作战不会打、不敢打的问题突出,资金自体空转下沉缓慢的现象仍为普遍,部分地区“三农”、民营小微等领域和环节的融资旱情仍待缓解。疏通货币传导是推动经济走出危变区间关键之举,想要保持已有成绩筑牢企稳根基,服务实体经济落实中央“六个稳”目标,需充分调动已有金融资源提高服务体系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金融主管部门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完善政策激励机制,充分利用正、逆向激励手段,引导金融服务体系为国家战略服务,履行支持经济发展的本职。

  发展实践对金融激励

  提出更高要求

  金融服务机构企业属性决定了其必须在一定的生产要素总量的约束下运转,要素的分配方式由其发展战略和业务重心决定,金融主管部门的管理与督导也是影响机构要素分配的关键因素。由于中央政府通过检验政策实施的成果来考核金融主管部门的履职绩效,中央银行、监管当局与地方政府的多方管理框架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资源需要动态配置。现阶段,增量扩面、防化风险与优化结构成为各主管部门提升本部绩效的重点目标,金融服务机构在落实金融政策时要面临以有限资源实现多方绩效的任务:一方面要落实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与监管当局的微观审慎监管,即平衡处理支持实体经济与保证资产质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完成金融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优化杠杆结构的任务,调整信贷额度在各种规模企业的分布,即现有金融集权与财政分权体制下对金融过热的抑制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刺激之间的博弈。从过去的经验看,达成不同主管主体政策目标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一方面,金融服务机构信贷策略顺周期性较强,扩大投放常常依托宏观经济的总体状况,相反提高资产质量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性,在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金融服务机构通过收缩资产规模增加资产质量的可控性,从而达到提升监管指标的目的,审慎监管目标较易达成;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的利税不可否认地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政府和地方实体商业是各类机构的核心利润来源,在政府背书下金融服务机构更倾向于为地方政府举债和为大型国企提供支持,而民企小微有效需求不足较难获得机构青睐。提速货币政策传导需要中央银行激励金融服务机构合理分配其资源禀赋,使其忽视政策难度避免惰性心理,更专注于落实本部门的各项金融政策。

  在防化金融风险攻坚的关键时期,为弥补各类各级风险而计提的减值准备支出侵蚀利润,金融服务机构权衡资产经营利润与预计损失从而导致资金流动效率下降。出于维护资产安全和经营利润的考虑或者应对监管考核为目,经济下行周期风险因素的权重会上升,由此整个市场对如民企小微等薄弱环节的风险态度发生转变,既有风险惯性扭转,使信贷业务模式也更趋于谨慎,微观主体活力减弱金融媒介的货币传导功效下降。金融服务机构的风险态度是有差别的,这来自于不同环境不同规模机构所采取的不同发展战略,但是无论机构的风险偏好是趋于规避还是中性,随着信贷资产规模的提高其边际效应的绝对值都是趋向递减的,即使在信息对称的理想环境下,督导金融服务机构落实既定政策、纾解货币传导约束均需要主管部门付出一定的激励成本,可见金融风险引致激励存在的必要性,完善的激励机制是成功防化金融风险的保证。

  以激励机制

  创新疏通货币传导

  坚持结构性激励的总体思路。逆周期政策绩效边际递增的关键提振实体经济稳定市场预期增加有效信贷,实现资金供需两端均衡出清,减少政策传导水位落差。鼓励金融机构优化关键领域信贷结构,监管指标考核应更贴近业务、项目实际,避免局部杠杆集中风险聚集。激励政策应更注重差异化实施,在建立风险厌恶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机构风险偏好差别化激励策略:一方面,对于风险厌恶的金融服务机构,给予更多的正向激励,提高这些机构利差收益,在其承担特定风险时给予更多的风险溢价补偿,激励其维持原有的风险惯性。另一方面,应针对风险偏好的机构,一是通过提高金融业市场化水平,扩大和深化与非银机构在落实金融政策上的合作,以竞争倒逼提升机构风险管理能力。二是疏通风险意识传导,引导金融服务机构制定符合有效风险管控的机构发展战略,使主管部门的期望成为其选择风险取向时优先参考因素,并能够自上而下贯彻国家金融管理意志。三是根据金融政策目标,指导机构确立各自合理的风险容量、限额和轮廓,对于按照风险轮廓分配风险限额使风险偏好不超过风险容量的机构予以政策激励。

  提升监管能力降低激励成本。在落实金融政策时理想的监管状态可同时实现金融主管部门和金融服务机构双方的期望效用最优,但扩大政策绩效的主动权在金融管理者一方。通过不断推进金融监管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管体系,充实监管资源加强监管协调,与时俱进更新监管技术手段和方式,以监管的升级与自我完善提高监管的覆盖力、穿透力、甄别力和反应力。金融服务机构是企业小微机构也是小微企业,降低激励成本,需以市场为导向动态收放金融服务机构专项资金息差,鼓励其以自有盈利弥补政策执行成本,探索商誉等非物质类激励措施的应用。

  协同政策绩效减少激励损耗。中央银行在与监管当局或地方政府分配金融服务机构资源禀赋时,应从三方面入手加大激励强度:一是统筹协调金融主管部门之间的政策目标,在对经济金融环境的判断及对未来准确的预期的基础上,寻找三者之间期望绩效的最优均衡即货币与监管、宏观与微观、金融与财政之间政策利益的相容和一致,寻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之间、服务实体经济和防化金融风险之间最佳平衡。二是着力降低金融服务机构政策落实难度和成本,制定政策目标应考虑各类机构的实际能力,避免主管部门之间“锦标赛”式的政策竞争给服务机构带来额外负担。拥有强大财力和丰富工具的中央银行在获得机构禀赋方面更具主位优势,应充分发挥优势以经济效益置换政策绩效,形成中央银行与金融服务机构之间稳定独立的激励相容关系。三是强化对中央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激励,作为中央银行在各地的代表,对指导落实金融政策产生显著效果的分支机构,应赋予更多政策手段、额度和自主裁量的灵活空间,将尽职免责制度引入金融管理体系。

  完善激励体系转变激励思路。金融业监测与管理应实现主管部门与金融服务机构之间激励相容,兼顾政策绩效与企业效益,将监管与创新的矛盾关系转变为激励与创新的相容关系。第一,完善激励制度建设,金融主管部门的激励措施应有章可循,深化落实金融政策推动尽职免责制度落地,考虑将落实制度细化纳入审慎评估考核体系。第二,建立金融服务机构风险态度管控体制,建立风险态度的评估体系,形成态度政策执行与结果的反馈机制,根据机构态度差异对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覆盖率、不良容忍等监管指标进行动态调整。第三,将落实政策绩效与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相挂钩,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与否、对象资格、操作规模与频次以及成本收益都应根据服务机构金融政策落实绩效进行科学确定,放宽政策工具申请的条件边际,提高政策从中央银行向金融服务机构的传导效率,对落实金融政策有力的机构应予以更多的政策红利,通过加强后续督导考核激励其用对用好专项资金避免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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